股票配资平台排名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降至12%左右

内容提要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正面临关键转型，新兴市场的工业化与中产扩张带来零售、对公及跨境业务新机遇，金融科技助力数字化风控与获客。然而，滞胀风险、地缘冲突及降息分化加剧利差与资产质量压力，人工智能应用亦伴随模型可解释性与合规挑战。抢占新兴市场红利并完成数字化升级将成为决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

一、背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凸显。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提出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的监管计划，第一次发布G-SIFIs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根据FSB发布的2024年G-SIBs名单，全球共有29家银行机构入选。

表1 2024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注：美国银行较2023年组别下降，法农信贷较2023年组别上升。

二、评估与监管

G-SIBs的评估方法由巴塞尔委员会（BCBS）制定，其评估体系目前最新版本包括13个指标，最终评估结果是这些指标的加权评分。评分体系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跨境业务，包含跨境债权和跨境负债2个指标，用于衡量银行在本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的业务规模；二是规模，只包含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这个指标；三是关联度，包含金融机构间资产、金融机构间负债、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3个指标；四是可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包含托管资产、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有价证券承销额和交易量4个指标；五是复杂性，包含场外衍生产品名义本金、交易类和可供出售类证券与第三层次资产3个指标。这套评分指标强调银行倒闭或出现财务困难的系统影响，即关注的是违约损失率，而非强调银行倒闭、财务困难或者违约可能性。G-SIBs监管的核心在于附加资本要求，附加资本要求根据G-SIBs档位不同而在1%～3.5%之间。

三、经营现状

一是降息周期中，金融服务业务成增收主要动能。自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以来，银行业息差下行、传统信贷业务承压，投行、金融市场、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业务成为银行增收的主要动能。2025年一季度，摩根大通、花旗、美银金融服务业务条线收入分别增长12.0%、10.0%、7.1%；这三家银行的金融服务业务对营收的贡献均超50%，较2023年降息前提高3～6个百分点。

二是投行业务降温。特朗普上台后，其激进、反复的政策调整使得市场不确定性加大，部分并购交易按下“暂停键”。2025年一季度美国四大行的投行业务高速增长势头中断，由上季度平均40%左右的增幅降至不足10%。其中，美国银行的投行业务收入同比收缩（-0.35%），摩根大通投行业务收入同比增速降至2.4%，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降至12%左右。

三是交易业务成增收新动能。2025年一季度，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地缘政治格局持续演变和特朗普超预期政策层出不穷等多方力量冲击下，美国股市波动加剧，股票交易放量，国际大行从中取得超预期的交易业务收入。一季度美国大型银行交易业务收入创十余年新高，摩根大通、花旗、美银的交易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1%、12%、11%，其中，股票业务收入增幅分别达48%、23%、17%；但富国银行股票业务收入出现负增长，并未收获到此轮市场红利。

四是支付清算业务表现疲软。低息周期叠加全球贸易投资减速背景下，各行支付清算收入增势疲软。2025年一季度，摩根、花旗、美银、富国支付清算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2%、3.6%、0.5%、-10.9%，与投行、交易业务收入增势形成明显对比。

四、机遇

一是新兴市场业务拓展。一方面，零售银行业务潜力巨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G-SIBs可以通过推出多样化的储蓄产品和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等消费信贷产品，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高净值人群不断涌现，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增长。凭借其专业的财富管理团队和丰富的投资产品，G-SIBs能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企业融资与投资银行业务存在机遇。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G-SIBs可以提供项目融资、债券发行等服务。

二是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升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境金融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展开。一是跨境支付与结算。贸易和投资活动需要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G-SIBs能提供跨境支付、结算和贸易融资服务，满足企业资金流动需求。二是跨境融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G-SIBs可提供跨境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服务，支持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和并购活动。三是风险管理。跨境业务涉及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G-SIBs可提供套期保值、外汇交易、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服务。

三是监管变化带来潜在机遇。美国新政府的上台以及监管机构领导层的变动，带来一系列政策调整。一方面，对加密货币/数字资产市场的支持力度加大，有助于G-SIBs拓展新业务领域，比如加密资产托管、数字货币兑换和区块链支付等。另一方面，美国监管政策的变化或外溢为G-SIBs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降低合规成本，释放更多资金用于业务拓展。

四是金融科技赋能数字化转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正迅速重塑G-SIBs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一是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与拓展。G-SIBs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提供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包括现金管理、贸易服务、海外投融资等。二是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客户体验。通过金融科技，G-SIBs可以提供便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加强风险管理能力。G-SIBs可以将AI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到日常风险管理中，如数据分析、任务自动化和文档分析自动化等。

五、挑战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2025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提高，贸易、投资与经济活动仍将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影响。主权债务风险成为威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使得保护主义成为未来全球贸易的最大风险，或将导致新一轮全球关税政策博弈。G-SIBs面临的外部风险随之上升。

主要经济体降息路径的不确定及不同经济体间利差走阔将加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由于特朗普的全面征税，通胀上升和失业率增加的风险已经加大，美联储面临通胀与就业之间的两难问题，增加降息路径的不确定性。此外，不同经济体间经济及就业基本面的差异将使得货币政策分化，利差走阔，部分货币的汇率波动率与对冲成本上升：欧元区经济增长承压和消费端通胀保持低位，或使欧洲央行延续稳步降息的节奏；日本央行2024年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时代，未来将保持渐进式加息路径；俄罗斯、巴西央行则在通胀压力下选择继续加息。金融资产价格、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可能对G-SIBs的财富管理、跨境借贷、外汇衍生品交易等业务造成扰动。

（二）“特朗普2.0”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是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取向再度回归，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近期，美国监管机构表示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降低银行的补充杠杆率（SLR），这意味着银行需要持有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减少，从而削弱了其吸收潜在损失的能力。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互联的背景下，美国银行业风险暴露的增加可能会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二是加密货币行业或迎来快速发展，对银行跨境业务和支付业务造成一定挤压。美国银行业可能会加速加密货币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带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若加密货币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其去中心化、交易隐蔽的特点可能会加大G-SIBs在识别可疑交易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的难度。

（三）AI技术应用存在的诸多挑战

当前，AI在银行业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但是大模型在训练、使用、监管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比如，AI输出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均不稳定，特别是在涉及复杂金融知识的领域，与银行服务低容错率要求相悖；若模型被不当训练，可能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输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价值观错误的观点，若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舆情与声誉风险。

六、美国G-SIBs实践

一是创新金融产品，投资数字创新与人工智能。比如在绿色金融领域，摩根大通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布局，逐步形成覆盖绿色融资、碳转型咨询、碳交易、可持续资管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在新技术领域，摩根大通积极探索应用区块链技术研发相关创新产品，2019年推出JPM Coin，以1:1的比例锚定美元，并与摩根大通银行账户相关联。2025年5月宣布允许客户投资比特币，考虑为客户提供比特币ETF（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投资渠道。提升数字客户体验，包括提供一站式服务、灵活连接性等；推出Kinexys区块链平台，这是首个全球支付生态系统信息交换网络，提供领先的跨境支付验证解决方案，支持基于区块链的全天候数字支付，允许即时交付代币化资产。

二是前瞻性应对未来潜在风险，增加全球影响力。以摩根大通为例，其对美国创纪录财政赤字、贸易关税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外部风险持谨慎态度，2025年一季度信贷损失准备金为33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8.8亿美元，并为坏账计提9.73亿美元拨备。设立“地缘政治中心”，组建跨领域专家团队，实时监测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及军备升级动态，为客户提供供应链避险方案。深化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关系，通过全面区域解决方案吸引客户，通过支付基础设施实现全集团扩展。

三是精细化科技投入。比如，摩根大通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将资源更多用于产生收益的领域。2025年计划在科技领域投入约180亿美元，以提升员工效率，支撑业务量持续增长。业务创新类科技投入的四个维度包括：提供优质产品、平台、体验；加强软件开发能力和基础设施；挖掘数据潜力；主动防御网络安全威胁。

四是打造“通用服务+个性服务”的灵活组合。比如，花旗银行为各个行业提供支付、贷款、现金流管理等标准服务，也针对行业特性设计营运资金支持、网络安全、投资银行等个性服务。释放科技动能，以直观的方式向客户展现花旗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力量，使客户能够在一个简单、数字化和简化的平台上进行入驻、自助服务和交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花旗将自有网络与万事达卡借记网络连接，扩大了其作为跨境支付领域全球领先银行的地位。

五是注重内外生态协同融合。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国际大行强调内部条线协同，充分发挥全牌照全产品优势，以客群事业部为核心，各主要业务条线共同支撑“全量”格局。加强母子联动，摩根大通创设金融科技子公司InstaMed，专注医疗保健应收账款和收入周期；通过子公司摩根资管为媒体和娱乐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积极推动外部衔接，花旗将自有网络与万事达卡借记网络连接，扩大其作为跨境支付领域全球领先银行的地位。

七、对策与建议

为应对低利率环境压缩盈利空间、跨境风险传染加剧、监管合规成本高企及金融科技颠覆传统业务模式等多重挑战，G-SIBs需构建多层次治理框架。

在资本与风险管理领域，G-SIBs需优先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通过多元化资本工具补充机制缓解资本压力。发行永续债、优先股及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如高级债和非优先高级债），并探索在境外低利率市场发行外币债券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通过资产证券化压降低效资产占比，提升零售贷款、绿色资产等低风险权重业务比例。跨境风险联防需依托全球统一的实时监测平台，整合地缘政治、汇率波动和产业链终端数据，运用AI预警模型动态调整风险敞口，并针对极端情景（如全球滞胀、主权债务危机）设计常态化压力测试机制，提升资本预案有效性。

业务转型与收入多元化是平衡监管成本与盈利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拓展轻资本业务以对冲息差收窄压力，发展财富管理、托管和并购顾问等高附加值中间业务，推动非息收入占比提升。另一方面，深化交易银行与供应链金融服务，嵌入企业跨境交易链条，提供区块链跨境支付、汇率避险等综合方案，增加结算性存款和手续费收入。区域布局上需差异化聚焦“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银团贷款与主权基金托管，以及绿色金融国际化（如发行ESG挂钩贷款），对接欧盟碳边境税（CBAM）等国际标准，抢占可持续金融市场份额。

治理与科技赋能需协同提升风险处置效率与运营韧性。明确风险触发时的业务分割方案（如投行与零售业务隔离），并通过沙盘演练提升可操作性。数字化转型则需深化开放银行生态，通过API接口连接政务、电商平台，实现场景化获客，并应用RPA自动化处理信贷审批、反洗钱流程。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推动场外衍生品交易向中央交易对手集中清算转移。

低利率环境的应对策略聚焦负债端与资产端双向改革。负债端增加结算性活期存款占比，通过供应链金融绑定企业交易流水以降低付息成本；资产端侧重个人消费贷、科创企业贷款等高风险溢价资产，平衡收益与风险。例如，TLAC工具可结合境外低利率环境发行美元、欧元计价长久期债券，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但需防范汇率波动引发的资本缺口。

作者：朱靖宇，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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